再益表示,这项调查让人联想起社运人士柯玉莉针对《通讯与多媒体法令》第233条文所发起的法律挑战,尽管联邦法院后来裁定上述条文依然合宪,却也同时强调不应用于针对批评公共机构的个人。
然而,他指摘道,前线的执法实践并未履行法庭的裁决,社运人士让在该条文下遭到传唤调查。
“我相信这类案件还会不断发生,社运人士、在野党、公众依然会在第233条文下遭录供。”

再益表示,这项调查让人联想起社运人士柯玉莉针对《通讯与多媒体法令》第233条文所发起的法律挑战,尽管联邦法院后来裁定上述条文依然合宪,却也同时强调不应用于针对批评公共机构的个人。
然而,他指摘道,前线的执法实践并未履行法庭的裁决,社运人士让在该条文下遭到传唤调查。
“我相信这类案件还会不断发生,社运人士、在野党、公众依然会在第233条文下遭录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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